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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文學共同體”的多民族中國當代文學

          作為“文學共同體”的多民族中國當代文學
           
            【導讀】“文學共同體書系”基于中國多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和多樣性,希望借助選本的重新辨識和命名予以經典化,匯聚獨特性的細語和眾聲,在世界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整體觀視野中,呈現多樣與共生的多民族文學版圖的遼闊和豐饒。
           
            【關鍵詞】文學共同體 多民族中國當代文學 跨文化漫游者
           
            “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經典作家文庫”(第一輯)收入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彝族五個民族的中國當代小說家和詩人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爾·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達娃、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吉狄馬加、次仁羅布、萬瑪才旦的經典作品。這九位小說家、詩人不僅是各自民族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最為杰出、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即使放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史,亦不可忽視?;诋斚轮袊膶W生態場域的特質和屬性,這些作家應該在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之“多”之豐富性的論述框架中進行考察、識別和命名。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內蘊著獨特自足的民族性,包括與之相對應的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在此前提下,需要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語境,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彝族及其他民族文學是否已被充分認知與理解?怎樣才能更為深入、準確地辨識文學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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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文化空間漫游者的文學版圖
           
            中國當代文學版圖是由不同民族的寫作者共同完成的。全球化時代流動不居的世界,寫作者自然而然地成為不同文化空間的漫游者,而不同文化空間的漫游帶來的是不同文化的接入、折疊、對話和融合,流動中的接入、折疊、對話和融合也是不斷地選擇和再造。緣此,從中國多民族作家的書寫中能捕捉到流動世界的豐富光影。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天上沒有鐵絲網》的六篇小說都是他21世紀的新作,這次由蒙古族的哈森直接從蒙古語翻譯過來。哈森有著詩人和翻譯家的雙重身份,2020年剛剛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翻譯獎。阿云嘎的小說時間往往選擇在傳統和現代交接的臨界時刻。緣此,現代化進程的猶疑、困惑和前行成為阿云嘎重要的文學母題。也因為此,深刻的文化憂思是阿云嘎小說的底色和內核。一定意義上,阿云嘎不僅是扎根本民族文化的思想者和代言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遺產的繼承者,他的寫作接續的是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對傳統和現代關系這個文化命題的思考。阿云嘎的小說寫良善近乎卑微的牧民出走,找尋失落家園;神槍手紆郁難釋,與狼群惺惺相惜;龐然如怪物的汽車左沖右撞,打破了牧民古老穩固的日常生活;不受規訓的女子,剽悍中卻自有堅守;嫁入衰微侯門的年輕生命,選擇為愛與自由湮滅;而陌生男子行騙的另一重面孔,竟以敬慕與曖昧之名。阿云嘎從本民族歷史、風習和日常生活中勘探和挖掘游牧民族的思想、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的力量,他的小說受工業文明侵蝕而流變為游牧文化消逝的挽歌,可以作為民族寓言觀之。
           
            蒙古族作家莫·哈斯巴根的《有狼有歌的故鄉》的三部中短篇小說亦由哈森翻譯。和阿云嘎寫流逝和悵惋的文化挽歌不同,莫·哈斯巴根寫歷史之變下的恒常,這些“常”存在于親人同胞和生靈萬物:無論是《有狼有歌的故鄉》中堅守沙漠深處的老漢一家,還是《黑龍貴沙漠深處》樸拙卻大智的寶日呼,抑或《再教育》中機敏慧黠的陶力木大隊隊長,他們純粹執守著不變的初心,始終保有愛與包容。莫·哈斯巴根小說可資辨識的不僅僅是蒙古草原風俗史意義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更重要的是蒙古族自有來處的草原文化精神遺存以及獨具的美學觀念灌注其間。
           
            《珍珠瑪瑙》包括阿拉提·阿斯木兩部各具風韻的中篇小說代表作《珍珠瑪瑙》和《馬力克奶茶》。前一篇,以“金子不是正道的秤砣,人心才是大地恒久的天平”為恒常倫理正名,寫新婚不久的父親意外身亡,兒子們在金子和人心面前猶疑不決;后者,飽經贊譽、備受擁戴的前市長過世不久,家人卻收到來自陌生女人的銀行卡與地契,頓時謎點叢生,小說以“一個男人看不見的嘴臉,才是他真正的敵人”為寫作原點,將馬力克的斑斕一生重浮水面,鋪展在世人眼前。因由雙語寫作所帶來的語言“互看”對文學提升的可能性,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說語言尤為突出,其漢語寫作呈現出維吾爾語思維下的詞法和句法特點,選詞、詞形變化、語序等與漢語表達有所不同,如小說中化抽象為具體的比喻句非常多,謂賓倒置、排比句比比皆是等。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說屬于現實主義一脈,卻有寓言、故事、神話的影子,動植物同人類一樣有感應、可言語,故營造出神奇幻化的色彩,有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全球化時代,民族傳統文化如何取舍,使之既保有民族特色,又不被卷入一體化和同質化的浪潮中。這方面,阿拉提·阿斯木提供了一個有啟示的范例。
           
            哈薩克族是一個崇尚自然的游牧民族。20世紀中期以前,哈薩克族更多地生活在牧區、山區,他們遷徙、轉場,逐水草而居。之后,他們的生活悄然改變,許多牧民定居下來。在定居的過程中,改變的不僅是生活方式,還是重建生活的理由和精神的根基?!段业奶K萊曼不見了》收入哈薩克族小說家艾克拜爾·米吉提中短篇小說15篇。作為當代哈薩克族的代表作家,從他的小說景觀可見群峰莽野、晴天艷陽和牛羊自如,仿若“塞外江南”;其題材內容有草原的男子漢勇可短劍斗黑熊的果敢,亦有和姑娘探聽泉水秘密的柔腸。有柯爾博戛樂師,在四角帳幕演奏他的絕響;有翻飛的藍鴿,映照著青年的夢與希望;有遠逝的雪山,綿延著對故鄉的眷戀。在《瘸腿野馬》《藍鴿,藍鴿》《紅牛犢》《巡山》《我的蘇萊曼不見了》等篇目中,艾克拜爾·米吉提的語言出乎天地萬物,哈薩克民族詩意的生活、草原圣潔的生靈以及瑰麗與熱騰的土地亦渾然無間?!兑粋€村莊的家》是另一位哈薩克族著名女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全新短篇小說集。北塔山位于中蒙邊境,是葉爾克西的故鄉,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較少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葉爾克西在牧場度過了短暫的童年時光,此后在城市里求學、工作,然而這段童年的經歷最難以忘懷。她寫村莊里平凡的一家人,寫大風里的油菜花,寫與父親打草時發現的巖壁上的馬,寫村里的新娘……作家劉亮程說:“這個少小離開氈房牧場的哈薩克牧羊女,在外面世界轉了一大圈又終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北塔山牧場。她回得那么徹底,完全忘掉了城市,忘掉了她的漢文化熏陶,甚至忘掉了時光,一下就回歸到了生活的最根本處。”葉爾克西的小說,一個個家庭,一則則故事,反映著在新興事物與思潮的沖擊下,人們對所謂現代性的觀察、認識和困惑,以及文化轉型時刻,游牧民族的渴望與希冀、失落與彷徨。借此,她也完成了對生命、繁衍、愛情、死亡等主題獨特而深刻的探討??梢赃@樣認為,“一個村莊的家”就是哈薩克族無數個平凡的日日夜夜,沉淀了生活的質感,傳遞著信仰的光亮。葉爾克西的哈漢雙語背景,使她能夠以獨特的跨文化優勢,在兩種生活、兩種文化之間自如地穿行和漫游。不僅如此,她的作品使人們看到了習見的戈壁大漠或者新疆風俗之外的“新疆”。無疑,她的文學使得“新疆”的面目得以豐富。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得開闊一點,新疆多樣化的文學生態,作為整體的新疆文學,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版圖最為斑斕多姿的。
           
            《遲到的挽歌》是當代著名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文集,收錄了他近年來創作的多首長詩和包括演講、致辭、序言、評論、對談等在內的多篇隨筆以及數十幅插畫。在詩歌中,吉狄馬加的詩既有對父親的挽歌、對民族的贊歌,也有對自我存在的剖白、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在散文中,吉狄馬加談論民族的認同、詩歌的意義和文學的力量。奇異線條描繪的插畫,充滿了彝族風情,是吉狄馬加“彝人歌者”身份的藝術擴張。詩、文、畫,自我、民族、世界,自我又不限于自我,民族又不限于民族,放眼現實世界又不限于現實世界。作為一個被多語種譯介的詩人,吉狄馬加真正具有和世界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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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屬于同一個民族,卻發明著屬于自己的審美
           
            “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經典作家文庫”一共收入三位藏族作家:扎西達娃、次仁羅布和萬瑪才旦。對讀他們的小說,我們恰恰能看到作為《謎樣的黃昏》是西藏著名作家扎西達娃的短篇小說集。扎西達娃是“文學史”的作家,他的幾篇民族性突出的小說被編織進中國當代文學史,代表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神異和瑰麗的部分。他生于西藏,西藏也是他讀書、工作、生活的地方。扎西達娃小說是文學的藏區民族志。廣袤荒涼的世界屋脊、藏南的山川河流、屋頂飄拂的彩色經幡、康巴人的流浪帳篷、甜茶館里閑坐嘮嗑的青年人、捏捏指頭講價錢的老婦人……“我們藏族人世世代代就這樣坐著生活,坐著聊天,坐著做生意,坐著念經,坐著曬太陽,坐著喝酒,坐著做手工活,喇嘛坐著就地圓寂。”扎西達娃小說的一幅幅日常小景,源自他對故鄉的理解,源自血液和信仰。“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遙遠的高原古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現代物質生活開始影響著西藏青年,并且不自覺地改變著他們的宗教信仰、哲學、道德觀念。”于是,扎西達娃將目光投注于城市中下層形形色色的青年人,有民警、流浪漢、護士、學生、閑人、售貨員,他們有的振奮,有的沉思,有的觀望,有的心灰意懶,有的迷戀時興的牛仔褲和迪斯科……他們脫離了舊的軌道,又一時找不到生活中應有的位置。扎西達娃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史認證,可能遮蔽他作為藏族普通人當代命運書寫者的豐富性和貼地性。盡管如此,扎西達娃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最具沖擊力的意義肯定仍然是以1985年《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的發表為標志的多向度空間和超現實敘事。這些小說,故事、情節、人物不再重要,作者以魔幻現實主義來探尋本民族的生存歷史和文化心理,成為從邊境進入文學中心的典范。
           
            次仁羅布的《強盜酒館》是他2009—2018年間發表的八個短篇小說,皆為首次結集?!都t塵慈悲》中有著觀音般眼眸的藏族姑娘阿姆,終生懷揣著不為人知的熱望;戰爭中遺留的亡魂,夜夜與“故地重游”的雕塑作者相會于《曲米辛果》的路邊房間;《獸醫羅布》的兩個老婆結伴到拉薩甘丹寺祈禱他早日投胎,相親如姐妹;《奔喪》中,藏族母親與漢族父親因緣際會結合,又因相異的地域認同而分離,釀成綿延后代的悲??;金色的草坡上,漫山遍野跪伏著“長滿蟲草的心”……很容易從次仁羅布的族裔身份想象他小說的世界觀和文學資源,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對于他這個“個別”作家,當我們談論族裔身份和文學關系時,要細節到民族中的哪一部分影響到他的文學,如何影響到的?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次仁羅布是一個“實踐性”的個案。
           
            萬瑪才旦的《氣球》的十個短篇小說,在發表時間上位于首尾的是《誘惑》(1995年)與《氣球》(2017年),時間跨越20余年。萬瑪才旦曾說過:“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的故事,一個更真實的被風刮過的故鄉。”這其中既有像《嘛呢石,靜靜地敲》中,傳統的藏族文化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亦有如《塔洛》《氣球》這樣因外部環境的變化牽動了平靜的藏區生活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氣球》和《塔洛》兩篇已經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兩部影片都曾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此外,《塔洛》獲金馬獎最佳劇本改編獎、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獎,《氣球》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中獲得最受傳媒關注導演獎、編劇獎,在海南國際電影節捧得金椰獎?!堵锬厥?,靜靜地敲》里死去的刻石老人、《烏金的牙齒》中轉世的活佛烏金、《尋找智美更登》中一直蒙面的少女、《塔洛》里放羊的塔洛……他們一直就是那樣真實活著的人。風景風情風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當然和人之間有著彼此塑造的“影響”,但當下文學藝術中涉及藏區時,對風景風情風俗過于夸張夸飾的強調,事實上已經妨礙到文學藝術可能抵達的人性省思和藝術探索的深刻和高度。萬瑪才旦的小說和電影一定意義上是藏區普通人的史詩。萬瑪才旦在采訪中曾坦言,文學對于其后來的電影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幫助。從當下傳播的角度,電影可能比小說更強大。萬瑪才旦的電影也有藏區的天空、河山、寺廟,但這些沒有僅僅成為“景觀”,在《老狗》《靜靜的嘛呢石》甚至最早的《草原》中,他的風景是心理的。其電影的風景恰恰對應著藏族人民內心的沉默,無法言說,像《老狗》和《靜靜的嘛呢石》中的老人,《塔洛》中小辮子塔洛的“沉默”,有一種動人的力量。還有,萬瑪才旦的電影,特別是《老狗》《尋找智美更登》《塔洛》中的小鎮都是正在建造中的。我留意了一下,這些電影不但有酒吧、KTV、派出所、照相館、發廊等空間,而且“工地”也是反復出現的一個場景,還有拖拉機、摩托車不停駛過的塵土飛揚、積滿污水的街道……這些風景和“空間”是萬瑪才旦“藏地”的重要結構元素。他更關心人間日常和行進變化的藏區,即便是“神”,也是和人相關的,比如,《靜靜的嘛呢石》里的寺廟和小活佛。
           
            期待有人認真研究共同族裔作家寫作的差異性,比如,同樣涉及神靈猶在的世界,次仁羅布和同為藏族小說家的扎西達娃、阿來以及萬瑪才旦等完全不同,他的小說將民族宗教的“神性”轉換成了人的“精神性”,“神性”和“精神性”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精神性”更多指向的是日常生活的宗教感,所以次仁羅布的小說有一種“精神性”的東西灌注在人的生命里,而不只是“神性”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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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樣與共生的遼闊和豐饒的“文學共同體”
           
            民族性并非抽象的標簽。讀這些作家的小說和詩歌,民族性最直接的感受和表白是自然風物、風景、風俗和風情,是日常生活,更是思維方式、文化傳統和審美精神,等等。這些不同民族的作家和詩人,從遼闊中國的某一個地點出發——這個地點即我們常常說的“故鄉”,往往也是他們寫作前行的不斷回望之處。他們的小說幾乎都有肉身離鄉和精神返鄉的結構圖式,而且無一例外他們自己都是文化的越境者。值得一提的是,無論他們屬于哪一個民族,生活在什么地方,都無一例外地置身于20世紀中期至今的變革時代。因而,變與常,流逝與永在,驚懼、猶疑的心理驚顫以及深廣的憂思也自然而然成為他們共同的文學母題。也因此,他們的寫作是同時代現代化進程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也是更長歷史時段文學史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從五四新文學發端到今天,這些小說家和詩人敏感的心靈回響著不同民族的秘密聲音。所謂“文學共同體”,正是在保有民族性的前提下經由充分對話的豐饒和豐富的眾聲喧嘩,這種豐饒和豐富也正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豐饒和豐富。當然,這不妨礙我們識別出這些作家文本的時代性、世界性或者人類性的部分。但筆者以為“共同性”不是簡單求同進而取消差異性的理由,從追求文學生態多樣性的角度,需要充分尊重并達成眾聲喧嘩匯流的不同聲部和聲音的多民族文學“共同體”。
           
            不管文學史編撰者在編撰過程中如何強調寫作的客觀性,文學史必然被賦予編撰者自身獨特的情感態度和價值立場,這當然會關乎多民族文學的論述。諸多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時常暴露出這樣的局限:相關作家只有以漢語進行寫作,或是他們的母語作品被不斷翻譯成漢語文本,他們才具有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框架范疇的可能性。事實上,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彝族等民族都有著各自的語言文字和久遠的文化和文學傳統,至今依然表現出語言和文學的雙向建構。當然,要求所有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者都能夠掌握各民族語言是不切實際的。且像巴赫提亞、哈森、蘇永成、哈達奇·剛、金蓮蘭、龍仁青等擁有豐富雙語經驗的譯者、研究者原本可以加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然而實際情況是他們鮮少被當代中國文學史編撰所吸納。這隨之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使用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及其他各自本民族母語進行寫作,同時又沒有被譯介為漢語的文學作品,怎樣才能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論述當中?
           
            需要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中,進行雙語寫作的作家在數量上并不少,如蒙古族的阿云嘎、藏族的萬瑪才旦、維吾爾族的阿拉提·阿斯木都有雙語寫作的實踐。雙語作家通常存在著兩類寫作:一類寫作的影響可能生發于民族內部;另一類寫作由于“漢語”的中介作用,從而得到了更為普遍的傳播。由此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史指向多民族文學的闡發,實質上是對于相應民族作家漢語寫作的論述。而文學史編撰與當代文學批評面臨著相類似的處境。假如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難以覆蓋到整個國家疆域中除漢語以外使用其他民族母語的少數民族作家及其作品,那么中國當代文學版圖是不完整的。
           
            20世紀80年代所謂“文學黃金時代”,是很多人在言及中國當代文學時的“熱點”:為何需要重返80年代?80年代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哪些富有啟發性的意義要素?但即使是在80年代這樣一個“文學黃金時代”,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彝族及其他多民族的文學也并沒有獲得足夠的認知與識別。也許這一時期得到關注與部分展開的只有藏族文學,如扎西達娃的小說在80年代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對于現實的想象,從扎西達娃80年代小說創作所展現出的能力來看,他具有進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的可能。而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在80年代也給國內文壇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文學經驗,這也影響到當時“尋根文學”思潮的生發。而作為對照,我們不禁要問:現在又有多少寫作者能如80年代的扎西達娃、烏熱爾圖去扭轉當下文學對于現實的想象和文學的地理版圖?時常被人忽視而理應值得期待的是,國內越來越多的雙語寫作者從母語寫作轉向漢語寫作,成為語言“他鄉”的文學創作者。長期受限于單一漢語寫作環境的漢語作家,往往易產生語言的惰性,而語言或者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越境旅行”卻有可能促成寫作者的體驗、審視和反思。
           
            當我們把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爾·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達娃、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吉狄馬加、次仁羅布、萬瑪才旦等放在一起,顯然可以看到他們怎樣以各自民族的經驗和語言、文化資源和審美經驗作為起點,怎樣將他們的文學“細語”融于當下中國文學的“眾聲”。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它的文化景觀(這其中當然包含文學景觀)的真正魅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植根于它和而不同、多樣共生的厚重的豐富性,植根于它和而不同、多樣共生的厚重標志,是國家值得驕傲的文化寶藏。與此同時,中國多民族文學在繼承與發展的進程中逐漸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所具有的民族身份在文學層面展現出了對于相應民族傳統的認同與歸屬。因此,他們的寫作能夠更加深入具體地反映該民族的生存狀態與生活景象,為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寫作提供一種重要范式。
           
            “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經典作家文庫”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2019年獲得了國家出版基金資助。應該意識到,作為具有獨特精神創造、文化表達、審美呈現的多民族文學,為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審美經驗和廣闊的闡釋空間。改革開放以來,迅猛的現代化進程使得各民族的風土人情、生活模式、文化理念發生改變,社會流動性驟然變強,傳統的民族特色及其賴以生存的根基正在悄然流失,原本牢固的民族鄉情紐帶出現松動。相對應地,則是多個民族的語言瀕危、民族民俗儀式失傳或畸變、民族精神價值扭曲等,各民族中的優秀文化傳統正面臨巨大的挑戰,這也是各民族共同存在的文化焦慮。“文學共同體書系”追求民族性價值的深度,這些多民族作家打破了外在形貌層面的民族特征,進一步勘探了自我民族的精神意緒、性格心理、情感態度、思維結構。深層次的民族心理也體現了該民族成員在共同價值觀引導下的特有屬性。從這個意義而言,多民族文學希望可以探求具有深度的民族性價值,深入了解民族復雜的心理活動,把握揭示民族獨特的心理定式。
           
            我們常能聽到一句流傳甚廣的話:“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假如民族性被偏執狹隘的地方主義取代,那么,越是民族的,則將離世界越遠,而走向“文學共同體”,則是走向對話、豐富和遼闊的世界文學格局的多民族中國當代文學。
           
            [2019年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經典作家文庫”由譯林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19ZDA277)階段成果。]
             
            刊于《中國圖書評論》2021年06期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作者:何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715/c404101-32158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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